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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科研项目在立项、中间检查和验收的时候，不仅要看它是否满足国家的要求以及完成得好不好，我们还有另一套丰富的考核内容。”康克军指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人才的情况，也就是项目里有没有给学生提炼出有挑战性、创新性的论文题目，有没有让学生自始至终地参与研究工作，有没有在出成果的同时使学生的研究能力有大幅度地提高。他说：“有时一个好的研究课题甚至能够决定这个学生未来一生的研究领域。这是清华科研工作的基本特点。”

　　康克军介绍，清华在考察各院系科研项目时，除了看科研成果，还看该项目培养了多少硕士、博士生，以及在完成国家项目的过程中形成了的研究设备，哪些变成了教学设施，进入了教学实验室，哪些研究成果可以写进教科书，成为学生教学和实验的新内容。例如，通过清华大学信研院与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轨道交通自动化研究所的合作，实验室一名07届博士毕业后到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就业，目前该毕业生已成长为通号院研发中心总工，负责高速铁路安全控制核心设备的研发。并由此为清华学生搭建了一条绿色通道，目前已累计有30余名学生陆续到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就业、发展。在生物膜与膜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上，颜宁教授带领以党尚宇、孙林峰、黄永鉴三名本科学生为主力的课题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在世界上第一次解析了膜蛋白大肠杆菌岩藻糖转运蛋白的结构，并结合生化手段初步揭示了其工作机理。

　　大学里聚集着一大批活跃在科技前沿的学者。但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大学的研究工作总有一种纯学术的味道，与社会的技术进步结合得并不密切。改革开放后，经济模式转变，技术进步加快，对大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华大学也开始有意识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正如清华教师中流传着的一个通俗说法：“科研成果要有价值，要么上书架，要么上货架。” “上书架”指新知识能写进教科书在教学上使用，“上货架”即科研成果应用于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之中。

　　多年来，清华以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清华有一大批科研成果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造福于民。例如，清华大学医学院程京院士带领的团队围绕疾病防治、药物开发等国家重大需求，在基因、蛋白、细胞三个层次建立了系统化的生物芯片技术平台，研制了配套仪器和设备，提出了新颖的生物芯片设计技术、加工制作技术、生物芯片相关样品制备技术和生物芯片检测技术等四类关键创新技术，具有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使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尤其在生物芯片相关仪器设备产业化方面取得突出进展，使我国在生命科学仪器出口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

　　“这些年我们的基础研究有了很大长进。”康克军提到几个例子。比如范守善院士领导的科研小组2002年合成出首个超顺排阵列，其独特之处在于可以直接抽出连续的碳纳米管薄膜。这些连续的薄膜和长线，将纳米级的碳管变成宏观可操控的客体,将碳纳米管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质带到各种宏观应用，架起了纳米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的桥梁。文章发表在2002年的Nature杂志上，引起了国内外巨大的反响，并被评选为当年十大科技进展。随后研究团队又陆续实现了超顺排碳纳米管的直径控制、工业化大批量制备，发展出一系列基于超顺排碳纳米管的应用。例如碳纳米管扬声器和触控薄膜，这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碳纳米管产品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纳米技术的产业化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另外，2010年11月由清华大学与南风集团合作开发的15kg/小时（120吨/年）碳纳米管批量生产技术通过了国家教育部鉴定，创目前国际多壁碳纳米管产业化制备能力的最新纪录，已成为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碳纳米管生产基地。由多名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技术居于国际领先水平，打破了制约碳纳米推广应用的瓶颈。

　　随着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相继启动，清华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逐渐加强。学校出台了《关于加强基础性研究提高学术水平的十点意见》，制定了《基础研究基金管理办法》，资助的范围扩大、类型增多、力度加强。例如，项目既考虑前瞻性和创新性，同时也为后续承担国家各类基础研究项目做好前期预研；资助范围从基础研究扩大到部分应用基础研究；资助类别增加到四类，分别是：培育国家基础研究项目、扶植青年骨干教师项目、促进学科交叉项目、支持新兴学科方向项目；资助力度大大增强，自1999年以来，累计资助项目达530个，经费超过4800万元，对于清华大学基础研究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科学的发展，仅凭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已很难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康克军举例，比如研究公共安全问题，要把计算机、信息、法学、公共管理、化工、材料、物流、信息网络技术结合起来，甚至还要与传媒结合。“生物信息学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康克军说，生物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受到复杂的信息调控，理解各种生物现象背后的信息调控机制是生命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是解决很多生物学和医学问题的关键。清华从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生命学科与信息学科的交叉，建立了跨自动化系和生物系的生物信息学研究所，后又建立了我国首个生物信息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中专门设立生物信息学研究部及合成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生物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促成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77级本科生，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8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1989年至1991年赴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做高级访问学者。曾经担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工程物理系副系主任、系主任，“粒子技术与辐射成像国家专业实验室（现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曾兼任同方威视技术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03年12月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兼科研院院长。2004年2月至今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曾任中国电子学会理事，现任中国体视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核技术工业应用分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辐射成像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13项。1988年设计并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实验工业CT系统。在清华大学承担的“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中担任专题负责人，后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取得多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以“同方威视”命名的清华大学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系列化高科技产品大量装备中国和世界各国海关口岸，成为打击走私和反恐斗争的高科技武器，获得巨大社会经济效益。为解决大型装备的无损检测问题，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所负责的大型装备缺陷辐射检测技术与系统的研究取得成功，满足了国家重大需求。曾获国务院授予的“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资助，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奖，中国发明专利金奖，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多项奖励和荣誉。多次获得教育部和北京市的科技奖励。2004年2月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1年1月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